进入10月份以来，北方多省饱受重度雾霾困扰。导致雾霾天气频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——一些地方的农民秋收后大面积焚烧田间秸秆……

几乎与此同时，长春生物质热电厂却因巨额亏损，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。导致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，便是作为生产原料的秸秆“收购不足”。

实际上，由于原料不足等因素，今年内已有大唐、国电、京能等发电集团的5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因亏损出售，这与几年前该领域“投资疯狂涌入”的热闹局面形成了鲜明反差。

遍地秸秆却“无米下锅”

以秸秆、农林废弃物等为原料的生物质发电，是一种绿色发电方式，既可以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，又能改善环境，增加农民收入。同时，我国每年产生农作物秸秆6亿多吨，开发生物质发电项目，资源丰富，潜力巨大。

2003年以来，在国家倡导和扶持下，诸多企业大举进军生物质发电领域。然而，2010年之后，该行业却呈现出整体颓势，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，“燃料不足，‘吃不饱’是最大原因”。

“以农业大省吉林为例，吉林省不缺秸秆，一个县的秸秆产出量，完全够厂里全年的消耗，无奈收秸秆太难。”面对记者，国能德惠生物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斌愁眉不展。

“秋收时节，农民都在抢收，分不出精力收集秸秆。如果雇工，每人每天人工成本将近200元，卖秸秆的钱还不够付雇工钱。在农民看来，一烧了之反而省时省力。”王斌说。

据了解，目前在吉林省，部分生物质发电企业收购散秸秆的价格为150元/吨，一亩地大约能出0.3~0.45吨秸秆。一些农民对记者表示：“雇工收集秸秆不划算，自己干又太辛苦。有时间的话，宁愿在家打麻将，也不愿为这点小钱挨这个累。”

农民缺乏积极性，电厂是否能用专业设备到田间地头帮农民收秸秆呢？面对记者的疑问，王斌指了指厂区内停放的5台“庞然大物”说：“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秸秆收集打捆设备，每台每天能处理70多吨秸秆，但农民顾忌设备太重，怕把地压实了，不利于来年播种，基本都不愿意让设备下地。”

记者从另一家企业华能农安生物发电厂获悉，秸秆收集困难，还有另一层原因——秸秆体积大、质量轻，为了降低运输费用，运输车超高超宽现象普遍存在。而这又常被交警处罚，对运送秸秆的经纪人造成了较大冲击。

由于秸秆收集困难，国能德惠生物发电公司设计标准为年消化秸秆28万吨，可从2013年投产至今，购入的秸秆还不超过10万吨。原本作为辅料的稻壳、木片等“下脚料”，反而成了主料。而在已挂牌出售的长春生物质热电厂，此前由于原料不足，两台1.5万千瓦供热发电机组只运转了一台……

成本高，卖电难

对于生物质发电企业而言，燃料成本约占总成本的60%~70%，是影响盈亏的主要因素。因燃料缺乏，国内很多业内企业都面临亏损的尴尬。

“若想保持机组燃料供应充足，就必须上调秸秆收购价格。而上调收购价格，又会挤压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利润空间。”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目前，国内生物质发电企业多数卡在如此“魔咒”里，进退两难。

据了解，6年前，生物质发电企业普通工种的人工费，大概为30~50元/天，现已涨到200元。人工费大幅攀升的同时，运输、维保等间接成本也持续上升。与之相对应的是，上网电价却基本没变——按照发改委2010年发布的全国统一标准，价格为0.75元/每千瓦时（含税）。

“我厂售电单位成本高于售电单价，每售出一度电就亏0.216元，国家每度电补贴0.3486元，盈利空间极小。”华能农安生物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目前生物质发电企业能做到盈亏平衡已属不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根本无力提高秸秆收购价格。

此外，偿还银行贷款利息是生物电企背负的一个沉重包袱。生物质发电新建项目的建设成本达8000~1万元／千瓦，比同等规模的火电高出一倍还多，很多业内企业都背负着银行贷款。

以长春生物质热电厂为例，该厂在建设期间贷款2.7亿元，每年需向银行支付利息2400万元。为了维持运转，该厂每年还会新增贷款3600万元。自2009年底投产以来，企业整体亏损接近2亿元，已临近“资不抵债”。

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，生物质发电企业在苦于“吃不饱”的同时，还发愁电力“卖不掉”。以吉林省为例，2013年，吉林省生产电力1080亿度，本省利用只有650亿度，过剩430亿度。通过电网调峰，外送120亿度，还过剩310亿度。因为剩电多，生物质发电企业生产的电，有时不能并网。

“根据国家政策，生物质电厂所发电力可全额上网。而实际上，吉林省内的业内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‘被限’情况，尤其是在冬季供热期。因火电发电量高，其它形式的发电量就需有所控制。”一位生物质发电厂负责人表示，“限电”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亏损。

记者获悉，目前80%的生物质发电企业都挣扎在盈亏线上，在近日已挂牌出售的长春生物质热电厂，几乎已是人去屋空，一片萧条景象。

“禁烧”落地是关键

记者采访王斌时，恰巧一位秸秆经纪人给他打来电话：“刚收好、还没来得及运往电厂的100吨秸秆，被附近烧荒的农民不小心点着了，一把火烧了个尽……”

“这一下，他就损失了2万多元钱，明年他还能干收秸秆的活儿吗？”得知电厂急缺的“宝贝”被农民白白烧掉，王斌痛心疾首。

实际上，在记者采访途中，高速公路两侧随处可见正在地里焚烧秸秆的农民，田间浓烟四起，味道刺鼻。甚至就在与国能德惠公司一路之隔的地头，也有秸秆焚烧后的痕迹。该厂工作人员开玩笑说：“有时候，我们甚至害怕电厂也被一把火点着了。”

“只要禁烧落实到位，农民不敢烧了，我们就有办法把秸秆收过来，电厂也就不用犯愁‘吃不饱’了。”王斌告诉记者，虽然业内企业生存困难的原因有多种，但如果原料缺口能补上，盈利就不是难事。

“在禁烧方面，有的地方采用无人机航拍监控，发现谁家地块冒烟马上定位，责任到户，惩罚力度很大，农民自然就不敢随意焚烧秸秆了。”王斌说。华能农安的工作人员也建议，采取“干部包片管理考核、抓典型给予行政处罚”等行之有效的措施，来改变农民大肆焚烧秸秆的现状。

除了农民焚烧秸秆外，生物质电企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在于，我国农村地区以一家一户式生产为主，人均产出秸秆量少，分布分散，有垄播种，秸秆可收集时间短，储存难度大。王斌表示，“要是能对送秸秆到电厂的农民给予一定补贴就更好了，这样既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，又能降低企业的原料收购成本。”

据了解，凯迪电力、韶能股份等企业，今年已实现生物质发电业务的盈利，华能农安生物发电厂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，也实现了盈利。“经营有亏有盈是常态，生物质发电企业也不应该一味纠结于外部条件，内功修炼同样必不可少。”王斌说。【来源：工人日报，作者：彭冰 柳姗姗】